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和部署

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以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胜利会师为长征结束标志。

艰难抉择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用50万兵力“剿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但由于“左”倾错误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放弃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照搬正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军事上提出“短兵突击”的战术，让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导致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

博古、李德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三人团”成立后，最初决定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时间定在是年10月底11月初。1934年8月底9月初，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国民党军队提前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总攻。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中央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实施的战略转移计划提前。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最有利的时间。”9月17日，博古就战略转移问题再次致电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至此，经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

长征前的安排与部署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军事战略的部署安排。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向东出击福建，然后北上闽浙皖赣边，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突围。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同时，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曾进行了秘密的“和平谈判”。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并期望陈济棠“移师反蒋”。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部代表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一致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期顺利突围起到了关键作用。

扩大红军，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从5月中旬到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

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出命令，在兴国县古龙岗以红军第21师和第23师为基干部队，新组建红军第八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红军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红军转移时要求轻装，每人只带一床被毯、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两双草鞋，还有一个挂包装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卫生队准备四副担架、两担药箱。为此，中央先后多次发出紧急指示，发起“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等，得到苏区群众积极支持。广大民众纷纷表示向先进学习，踊跃借谷给红军，收到良好效果。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去留人员的安排。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舆论上的准备。长征前夕，中央连续发布命令和指示，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暗示着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

整装出发与浴血坚守

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军长征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约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众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长征。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作战。10月3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布训令，指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党组织要继续坚持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留在苏区的红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为保证野战军和中央机关能安全集结和突围转移，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全套机关名称都被暂时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被留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

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仍照旧执行。《红色中华》报继续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旧是扩红、征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敌人。直到1934年11月中旬，蒋介石才彻底搞懂中央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民众在各个战场上有效地阻击、迟滞着30余万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解除了野战军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使野战军从容进抵湘南地区。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从北、东、西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11月底，中央苏区疆域被国民党军“蚕食”。为了“剿灭”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部队，国民党军队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于11月初率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由瑞金转移到于都县宽田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1935年2月中旬，项英、陈毅根据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电，率领近万名红军和党政军干部分成九路，分别突围。突围后的队伍转移到赣粤边、湘粤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南这些地区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留守中央苏区的部署，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