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去世，曾整理银雀山汉简、研究齐陶文

据复旦大学消息，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5月8日1时45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终年90岁。

裘锡圭，1935年6月生于上海。1960年，他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甲骨学与商代史”研究生结业。1960年至2004年，他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任教授，1984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被芝加哥大学授予人文学科名誉博士学位。2005年起，他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裘锡圭被誉为“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先秦、秦汉史的研究。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被发掘出土，海内外为之震惊。其中的1号墓，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13篇和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等在内的重要竹简。1974年，国家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裘锡圭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参与此项工作。和他共同整理的，还有史树青、孙贯文、朱德熙、商承祚、曾宪通、傅熹年、李家浩、吴九龙等，都是当时考古、历史、文献、古文字等领域的专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出版帛书整理研究成果不署个人名字。“工作中，大家彼此帮助，合作得很好。”裘锡圭后来回忆说。

银雀山汉简中既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有很多篇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当时，孙武和孙膑都被看作法家，编定《孙膑兵法》时，为了使内容显得丰富些，一种声音认为，要把一些作者不明的兵家著作也当作孙膑的东西收进去。从尊重文献原貌角度的考虑，裘锡圭对此不认可，他建议把作者不明的那些篇编在一起，当作“下编”单列，最终被接受。

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77年初。在这段时间里，裘锡圭还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后佚书的整理工作，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工作，并对《武威医简》的初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此外，裘锡圭还跟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李家浩一起，用上班之外的时间，为湖北省博物馆整理了望山楚墓竹简。裘锡圭曾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取得了整理研究出土古文献的经验，提高了自己古文字学的水平，获益匪浅。”

裘锡圭研究了一辈子冷门绝学古文字学，他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古文字的解码，更是对中华文明深层次内涵的挖掘与展现。

山东在古文字领域的资源非常丰富，得到了裘锡圭的长期关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使用的陶器，官府监管需要留下督造印记，民营需要留下验证标识，从而带来陶文的盛行，战国陶文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分支。其中的齐陶文自清代被发现后，日益得到学术界重视。

裘锡圭通过研究齐陶文，直接推动了齐国量制研究。他注意到，齐国量制由姜齐旧量演变到田齐新量，呈现出一个不断向十进制量制趋近的过程。“齐国在春秋时代使用升、豆、区、釜四进的量制，区为十六升，釜为六十四升。春秋晚期，齐权臣陈氏为争取民心，将时常用来贷粮于民的家量增大，将豆量由四升改为五升，因此区变成二十升，釜变成八十升。田（陈）氏篡齐后，对此前齐国行用的姜齐旧量进行改革，升到豆的进位袭用家量，釜与升之比改为1:100，这样区为二十升，釜跟区之比由一釜四区变成一釜五区。姜齐旧量的升值可能在321.5毫升左右，其釜值应在20000毫升左右，与田齐新量的釜值十分接近。据此，田齐改革量制时，釜的量值似乎只作了很小的改动，甚至完全没有改动，只是由于釜与升之比改成了1:100，升值降低至205毫升左右，豆和区的量值也相应降低。”《印学研究》主编吕金成认为，这一发现对量制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为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受眼疾困扰。在他的家中，有一个1米来高的特制书桌。平时裘锡圭坐在桌前，桌面几乎和他的脖子在同一高度。每每看书稿，他就摘掉眼镜，把稿纸放在书桌上，低下头，几乎贴着纸面，细细校稿，间或用笔删改。

到了晚年，裘锡圭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但是即便住进医院，他也会每天工作2至3小时。不能看古文字的典籍了，他就保持每天听中国古代典籍。不能再写古文字考释的文章，他就写有关思想、哲学史的文章。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