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跨文化政治传播策略研究

作者：杨向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一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本研究立足跨文化传播视角，通过系统分析美国智库的公开研究报告、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内容，探讨其政治传播策略的调适与创新。旨在深化对当代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解，并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一、引言

传播技术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由来已久。随着技术演进和社会变迁，传播方式不断革新，对政治活动的影响也愈发深远。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强调媒介技术本身会对人们认知世界、理解社会的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在网络传播时代，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媒介的兴起不仅显著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并扩大了覆盖范围，也改变了政治领域各主体间的互动模式，重构了包括政治宣传在内的诸多政治过程。[1]

在此背景下，作为美国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实施主体[2]，美国智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为了维系并扩展其政治影响，美国智库必须调整其政治传播策略，以应对媒介环境变迁和跨文化传播带来的新要求。然而，目前学界对美国智库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开展跨文化政治传播的研究仍显不足。

本研究立足跨文化传播视角，通过系统分析美国智库的公开研究报告、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内容，探讨其政治传播策略的调适与创新。旨在深化对当代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解，并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与数字技术的交汇

在美国国家传播战略框架下，美国智库的传播实践体现了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数字技术应用三个研究领域的交互融合。对这些理论脉络的梳理，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智库政治传播活动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机制。

（一）美国智库与政治传播理论发展。政治传播研究滥觞于1922年，传播学家李普曼首次揭示了政治精英通过新闻媒体和广播等渠道塑造公众刻板印象、引导舆论走向的现象。他提出，“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一项大众政府的常规职能”。[3]在此基础上，麦克奈尔进一步拓展了政治传播的内涵，将其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传播”，涵盖“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的传播，以及媒介中涉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和政治讨论”。[4]随着数字时代来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凭借其“互动性、去中心化和个性化”特征，重构了信息传播模式和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政治动员机制和公共议题的形成过程。[5]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国防部致力于推动“军方、情报部门及其他传播机构的整合与联动，以扭转全球范围内的‘反美潮流’”。[6]随后，美国发展了“灰色地带”（gray zone）概念，旨在“实时监测和分析全球社会舆情，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精准引导、塑造全球舆论及公众认知”。[7]奥巴马政府更进一步提出“全政府”（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和“全社会”（a whole of community approach）传播策略，强调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合作，以输出美国意识形态。[8]

在此背景下，王玫黎等学者通过研究智库介入“南海问题”的宣传实践，揭示了智库已成为美国争夺和塑造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力量。[9]作为追随美国政府政策导向的“群狼”之一[10]，智库在美国国家传播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二）跨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并在七八十年代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其初衷在于“服务二战后美国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11]冷战结束后，亨廷顿强调，“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层面，而在于文化层面”。[12]这一观点凸显了跨文化传播在政治影响力输出过程中的重要性，而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仍然服务于其传播战略，体现为“以我为主地向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输送”。[13]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文化折扣”（culture discount）理论揭示了文化差异对传播效果的削弱作用。这种折扣源于“国内受众拥有共通的生活方式和常识，而国外受众却难以认同这种历史、社会制度、行为模式、价值观、风格、信仰和神话”。[14]爱德华·霍尔基于文化内部交流对编码信息和语境背景的依赖程度，将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15]这一区分对理解文化语境如何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和意愿具有重要启示。[16]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成果丰富多元。博尔丁引入“国家形象”概念，认为不同国家形象会引发他国不同反应，[17]而这种形象可通过宣传和教育等社会活动加以改变。[18]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强调了本土语言在传播中的优势，指出“信息交换双方的不对等性将导致信息扭曲或误解”。[19]喻国明进一步阐释了文化折扣的三个来源：“文本编制时的编码损耗、渠道传播时的传输损耗以及用户解码时的‘认知—加工’损耗”，并提出解决“信息触达、信息解码、信息认同”三个关键传播节点的重要性。[20]肖珺等学者则强调了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认为“跨文化符号的视觉传达相较于单纯的语言文字符号，其呈现的画面场景作为非语言符号，更易跨越文化异质空间获得普遍接受”。[21]

（三）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革新重塑了智库的传播方式。美国智库通过整合数字传播与图文技术，实现了“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维融合，使传播模式从“一对一”到“一对多”和“一对多”到“多对多”演进，显著提升了传播效率。[22]有学者从被引渠道、范围、内容和效果四个维度分析，证实新媒体平台的应用显著增强了美国智库的传播能力。[23]

随着认知基础设施研究的深化，数字技术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24]史安斌等学者指出，美国及西方国家系统性地发展“计算宣传”，通过扰乱目标受众的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同时将政治目的巧妙融入中立的算法技术中，借助“算法认知战”，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特定虚假信息。[25]

三、科技与话语驱动的跨文化政治传播策略

作为美国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主体之一，智库充分利用信息科技优势和话语资源，通过多元传播渠道传播美方政治叙事，深度参与国际舆论场的话语博弈。从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出发，其传播策略可归纳如下。

（一）拓展传播渠道，加强信息触达。在传播起始阶段，智库充分利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突破地理与文化限制，借助多样化数字工具满足不同传播场景需求。

1.系统化社交媒体平台建设。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智库政治传播的战略阵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订阅者构成其核心传播受众。

智库通过精准选择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实现差异化传播目标。“X”（原Twitter）平台主要用于“准公共领域”（quasi-public sphere）的“大众人际”（masspersonal）传播，而Facebook则在组织动员方面发挥独特优势。[26]基于此，智库倾向构建多平台传播矩阵，就同一议题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平台协同传播，以实现传播效果的叠加放大。以“俄乌冲突”的叙事传播为例，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采取了三维传播策略。在“X”平台上，其在冲突爆发当日即发起讨论，通过简短、高频的内容更新概括研究报告要点和学者观点，便于受众快速获取和二次传播；在Facebook上，以转载研究报告为主，着重凸显观点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在YouTube上，采用长视频形式，通过专家评论全面论证美国相关政策的正当性。

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性和可接入性使智库影响力得以跨越地理与文化界限，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仍以新美国安全中心为例，其“X”平台上的订阅者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多样性。通过TwFollow软件采集该智库的订阅者名单，经过清洗、分类以及分析后发现，除美国本土用户外，订阅者还来自英国（6.5%）、印度（5.4%）、巴基斯坦（4.0%）和新加坡（1.7%）等国家，这一分布跨越北美、欧洲和亚洲多个文化圈。

主流智库普遍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力的建设。截至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在“X”平台拥有超45万订阅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该平台则拥有41万余订阅者。鉴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评论与转发行为能显著加速话题传播[27]，智库得以通过与订阅者的互动实现“二次传播”，获得更大的影响。同时，订阅者在互动过程中融入本土文化元素，进一步提升了相关议题的跨文化传播力。

2.协同社交机器人进行传播。在美国宣传战略框架下，智库与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军方在政治宣传领域开展深度协作，借助社交机器人等工具扩大传播效果，进而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28]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沃顿（Bruce Wharton）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政府要联合学界和智库的力量，通过科技手段了解传播对象所关注的重要话题，并采用最优的方式开展传播。”[29]这一表述从官方层面确认了政府与智库的协同关系及科技在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也发布报告提出，美国政府应当充分认识网络工具（cyber tools）在政治战中的战略价值，并加强与民间机构的协作以应对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30]

社交机器人对传播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X”平台气候变化相关话题中，20.5%的原创内容由机器人生成；15.4%的总体内容（包括转发、引用和回复）源自机器人，其中83.1%由机器人生成的内容表现出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场[31]。这种现象不仅干扰了理性声音的传播，还推动了个体情绪的极端化，增加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复杂性。[32]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交机器人能够通过“@提及”知名人物并批量转发低可信度或虚假信息等策略，提升传播内容的表观可信度，诱导人类用户响应其观点。[33]

（二）运用灵活叙事策略，优化信息解码效果。针对内容编码环节，智库在政治传播实践中采取了多维度策略组合，包括本土语言应用、文化符号调适和叙事方式创新等。

1.深化目标国语言研究与应用。智库高度重视对传播目标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以对华传播为例，智库在传播前系统开展中文语义语境研究，致力于优化对华传播议题的“精准编码”。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全球中国项目”（Global China Project）中专门设立“翻译中丢失的信息：解码中国战略叙事”（lost in translation: decoding Chinese strategic narratives）板块，其研究目标明确指向“研读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流行话题以及中国政府广泛提及的政治话语……发现中国政治系统内重要的战略概念、流行理论以及普遍的讨论议题”。[34]类似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立的“翻译中国”（Interpret：China）项目，通过系统翻译和分析中文第一手资料，力求深化对中国的战略理解。

为便于目标受众高效解码传播内容，智库针对性地提供多语言版本研究资料。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仅为印度、俄罗斯—欧亚地区和中东研究项目开设专门网络门户，还系统提供研究成果的本土语言翻译版本。兰德公司设立唐氏中美关系研究中心（Tang Institute for U.S.-China Relations），开发了专门中文界面，并通过“制订新的研究和政策措施、通过中文版本的研究报告传播兰德的涉华研究成果、参加对话交流论坛以及维护兰德公司中文网站”等多维度方式扩大影响。[35]

2.战略性运用非语言符号。为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损耗，智库战略性地运用非语言符号辅助传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其官方网站开设的“网络行动追踪器”（Cyber Operations Tracker）板块即典型案例。[36]该工具通过视觉化呈现的方式，追踪展示“2005年以来由其他国家资助发起的网络行动”（见图1）。该板块设计中，其还通过配备网络行动类型及执行细节的图形化介绍进行符号化搭配，将复杂的宣传观点转化为直观的图形符号，并将冗长的数据信息进行可视化处理，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快速解码传播内容（见图2）。

图1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络行动追踪器”显示界面

图2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展示的“网络行动”种类

值得注意的是，该追踪器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美国定义的“竞争对手”或“异类国家”进行了醒目标记，这一设计特征揭示了其作为支持美国政治叙事、对特定国家发起政治批评的工具属性。这种符号化的传播策略在简化信息接收的同时，也巧妙地植入了特定的政治立场。

3.实施共振式差异化传播。美国智库采取“共振式传播”的策略，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受众，在维持核心政治叙事一致性的同时，灵活调整表达方式和强调重点。以推进“印太战略”为例，智库在面向东南亚国家时，重点强调“航行自由”和“地区安全合作”等普适性价值；而在针对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国时，则侧重于“同盟关系强化”和“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叙事框架；对印度等战略伙伴国家，又转而凸显“多边协作”和“经济发展机遇”。这种差异化表达策略充分考虑了各国文化背景、地缘处境以及对美国关系的差异，使传播内容能够在各国本土语境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扩散。同时，智库还善于将敏感政治议题与当地民众关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相结合，通过“议题捆绑”的方式，降低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色彩，提升其在目标国公众中的接受度。这一策略实质上是通过对目标受众文化心理的精准把握，实现影响力的隐性渗透。特别是在数字媒体平台的支持下，智库能够实时监测不同地区受众的反馈，不断优化传播策略，形成闭环式的传播影响力提升机制。这种基于文化认知和大数据分析的精准传播模式，增强了美国政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为新时代国际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战略工具。

（三）构建精准叙事，深化信息认同。智库通过系统构建传播叙事框架，促进受众对传播信息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1.学术化包装的政治传播。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俄乌冲突”的传播实践为例，该智库通过扮演知识权威角色，与《华盛顿邮报》合作开设了“乌克兰索引”（Ukraine Index）专栏。该专栏表面上旨在“面向国际社会，以图表的形式实时提供与冲突相关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数据，显示俄乌双方占领的地域变化，以及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情况，并以此使国际社会在更为知情的前提下展开公共讨论”。[37]然而，深入分析表明，该专栏实际上主要服务于特定的乌克兰叙事传播。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该专栏发布的29篇研究报告和智库评论呈现出明显的叙事倾向。在冲突初期，该专栏提出“乌克兰能否成为普京的阿富汗”的预测，宣称乌克兰将在美国支援下使俄罗斯陷入“地缘政治灾难”（geopolitical catastrophe）；[38]战场形势变化后，其仍坚持“乌克兰比想象中更强大”的论调，[39]意在推动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这种表面学术、实则带有明确政治意图的传播策略，揭示了智库利用学术权威性包装政治宣传的意图。

2.战略性形象塑造与操控。智库凭借其在“公共政策舆论场的核心位置”，通过系统性传播和意识形态输出，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重大社会议题的认知态度。[40]这种影响力被战略性地用于塑造美国正面形象，同时对“竞争对手”进行形象削弱。

智库通过政治宣传，为美国介入地区事务提供国际舆论基础。其在涉华议题传播中配合推广“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塑造美国“不持任何立场”（takes no position）的中立形象。[41]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例，其通过亚洲海事透明倡议发布的10篇南海相关研究报告采用了三步叙事策略。首先，塑造美国“压舱石”、“协调人”和“领导者”形象。其次，从多个维度质疑中国活动，包括指控“以民间力量为代理，使用民用船只进行军事活动”，批评以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为目的，开展非法的复仇主义活动；以及警告“不断投资军用平台建设，以对西太平洋进行控制”。最后，引导地区国家加强与美国的盟伴关系，共同应对所谓“威胁”。

在服务美国“去风险”战略方面，智库针对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采取系统性宣传策略，对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设置障碍。尽管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共建国家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42]，但美国智库仍从霸权主义视角，配合该国“打、压、黑”的政策取向[43]，通过特定标签化传播，将倡议定性为推动“攫取政治影响”（gain political influence）、“情报、网络和信息及虚假信息活动”（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yber operations， 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perations）、“非正规军事活动”（irregular military activities）和“胁迫性经济制裁”（coercive economic sanctions）的工具，并附加“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统战工作”（united front work）和“负债陷阱”（debt traps）等负面标签。[44]

四、结语

作为美国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实践主体之一，智库借助数字媒介的快速传播优势，不仅显著扩大了国际受众覆盖面，更通过算法推送和内容定制实现了对特定受众的精准影响。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视角观之，美国智库的传播实践呈现出信息触达能力的全面增强、信息解码效果的优化完善以及信息认同深度的战略构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提升。

这种多维度的传播能力提升，使智库的实践远超简单的信息传递层面，延展至国家形象塑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高度。其通过凸显区域冲突和竞争对手的负面形象，制造和强化区域紧张氛围；同时运用系统化宣传能力进行国家形象的战略自塑。更值得关注的是，智库借助社交机器人等数字工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展自动化内容发布、转发和针对性用户互动，实现了对信息流和公众意识形态的隐性操控，有效扩大了特定议题的可见度和影响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觉，系统性评估美国智库传播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潜在影响。特别是其利用数字技术和算法影响国内外舆论、推动特定政策议程的策略，更需要我们建立起及时识别和有效应对的机制。与此同时，推动建立更具透明度的信息分享和监管体系也成为当务之急，这要求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完善跨文化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审核，建立公正的传播评估机制。在全球传播格局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智库的政治传播策略，不仅关乎国家传播安全，更是维护国际传播秩序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美国智库海外机构的传播参与研究”（编号：2023JX05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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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杨向晖，郑一卉.美国智库的跨文化政治传播策略研究[J].青年记者，2025(06):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