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他真是个充满爱的老头儿

我们同风雨

我们同追求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陈哲等人作词 郭峰作曲《让世界充满爱》

8月21日上午，“《宋公题记》与君见面”活动在济南翰林大酒店举行。这里所说的宋公，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宋遂良先生。所谓“题记”，即遴选辑录宋公题写的部分书法作品并结集成册，自行出版，自然值得庆贺。

本次活动并非会议，也非新书首发仪式，而是一次以赠书为主题的雅集，到场者皆为宋公墨宝受赠者，自然也都是其友好。本书策划、编辑由朱建信、魏建、王骞、耿介耳、马启代五人包揽，活动由魏建主持，王骞介绍了本书策划、编辑过程。无论台上致词者，还是台下聆听人，皆大欢喜，共情共鸣。尤其宋公与莫逆之交的两位老同事，同属鲐背之年的吕公（家乡）、袁公（忠岳）先后登台，抒发肺腑感言，掌声一片，喝彩阵阵。

在这个初秋，即将收获的好时节，因宋公所结墨缘，同事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相互传递，梯次渲染，持续弥漫。我身临其境，感慨良多。

我与宋公相识于二十多年前。那是在大纬二路东侧的政协大厦，济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宋公谈吐儒雅，语调舒缓，待人谦和，令我难忘。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宋公均来自于报端和电视。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宋公是位“明星教授”。

宋公长期担任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其学术专长体现在现当代文学评论上，评论范围侧重文学思潮、长篇小说及影视作品，尤其关注山东作家群和他的老家湖南作家群的崛起现象。用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田仲济先生的话说：“山东作家大半他都评论过。”（《宋遂良文学评论选》序言）

宋公的文学评论，表达了他对作家与作品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敏锐的审美体验与深厚的学养造诣相结合的产物。他曾说：“我非常珍惜自己读作品时的原始感觉，那些虽然零星却是强烈的直觉，常常是我后来写成文章中的主要论点，这种直觉有时稍纵即逝，有时模糊不清，我必须及时地抓住它，趁热打铁地笔记下来。没有这种强烈感受，我难以写出文章。从这一点上看，批评是选择作品、选择作家的。”（《在文言文——宋遂良论当代文学》代序）仅此一点，有人便将其评论归于“体验派”。

宋公的文学评论，不见深奥的文艺理论，更无生硬的模型套用，文风朴实无华，清新隽永，读来轻松酣畅。田仲济说：“他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不喜欢玩弄新的术语和名词，也没有一句话是卖弄自己或哗众取宠的┈┈这就是他的特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几部力作，引起海内外影坛高度关注，当然也引起争议。其中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和《秋菊打官司》，宋公都写过影评。对于“张氏风格”的电影，宋公无疑是偏爱的，也都给予高度评价。《红高粱》作为张艺谋和巩俐的成名作，甫一上映，即引来挡不住的轰动效应，也招致大量批评和指责。1988年4月16日，山师大召开《红高粱》讨论会。会后，宋公撰文《我看电影<红高粱>》，坚定地指出：“莫言有感于我们这一代人种的退化而写了小说《红高粱》；张艺谋希望我们有一个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而拍了《红高粱》，他们都在为我们的民族增加精神营养的钙质。正是这种精神追求造就了他们的艺术风格；正是这种艺术风格张扬了他们这种精神追求。”今天读来，依然耐人寻味。

宋公爱张艺谋，自然也喜欢巩俐的表演，这倒不是影评上对巩俐着墨多少，而是他提出要为巩俐塑像，那是在本世纪初，在一次讨论济南泉城路商业街扩建雕塑设计会议上，他所提出的建议。宋公主要理由是，“巩俐是济南人，她是家喻户晓的国际影星，不但得过国内外许多电影大奖，而且被法国授予过骑士荣誉勋章，并且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形象大使。巩俐回济南过春节，还冒着风雪去慰问节日坚守岗位的济南交警。济南市应该以她为荣。”他的意见未被采纳。2000年10月1日，宋公又撰写文章《再谈为巩俐塑像》发表于报端，引起省城多家媒体对此展开大讨论，网络更是铺天盖地地讨伐批判，令他震惊，令他悲凉。但他对此并不后悔。他认为这场讨论对济南的文化建设、文明发展是有益处的，历史将会证明。多年以后，再次见到宋公后提及此事，他莞尔道：“别提了，那件事情我被骂惨了。” 仅此而已，一笑而过。

宋公身材伟岸，年轻时爱好体育。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1958年，国家颁布《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1959年他便通过特定体能测试项目，取得国家体委统一颁发的达到运动员标准的“劳卫二级”证书。也是从这时起，他成为足球迷，手头至今保留着一张在复旦期间，他从广播中听到并记录下的足球比赛阵容名单。

1994年2月，宋公办理完离休手续。两个月后的4月17日，首届中国足球甲A联赛拉开帷幕。从此，他几乎是“无缝对接”，从高等学府的“象牙塔”，走入大众视野的“绿茵场”，丝滑地实现了从文学评论家到足球评论家的华丽转身，球迷们亲切地称他为“教授球评家”。他作为特约嘉宾，在山东电视台参加《侃球时间》直播；在《齐鲁晚报》开设“听教授说”的评球栏目；还为《生活日报》《济南时报》《足球》等报刊撰写球评文章。

他的球评也像他的文学评论一样，注重最初的原始体验，往往不太侧重战术分析，而是专注足球带来的情感体验，使球评具有散文化的灵动与性情，与读者休戚与共，同频共振。他的文风也从文学评论时的字斟句酌、虑周藻密，转向球评所应有的汪洋恣肆，悲喜交加。他曾说：“天下球迷是一家，足球面前人人平等。到了看台上，人人都只有一种身份：不分贵贱一只球，你有我有全都有┈┈进了球场如同进了澡堂，大家都是透明的，平起平坐的，共同回到童年，回到自然，忘我地投入。”

2000年，他的109篇球评文章结集为《足球啊足球》，刊行于世，真实反映了1990年代山东及中国足球的历史悲欢，以及他本人对足球的热爱、体验和见证。

宋公常写书法是在离休之后。他自谦地说：“我对书法一知半解，乏善可陈。除了在小学临摹过一点颜柳以外，七八十年间忙于‘革命斗争’，几乎没有拿起过毛笔，只是到了离休以后，才慢慢地学写起来。”（《宋公题记·编外后记》）

《宋公题记》共辑录一百七十六幅作品，分“述怀”“赠人”“题事”“亲情”等四类。从作品标注年份可以看出，最早的作品始于1982年，对多的是近五六年的作品，最晚的是今年春天，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三年。这四类内容中，大多为宋公原创，偶有抄录。字里行间，哲思不断，看似直白，风趣幽默，这也成为宋公墨迹的一大特色。

“述怀”部分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最具个性化、私人化和情绪化，像“思无邪”“欲回故里访青山 只恐岁月不堪看”“心如大野长蒿莱”“闭嘴 躺平 活着 看戏”“心归宁静 路在何方”“悠然一望 光芒万丈”“老境渐清明”“少年竹马今何在 满头白发早生成”“人生多脆弱 无病一呻吟”等等，皆属性情之作。

“赠人”部分，作品达九十六幅，占书中作品一大半。书写内容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宋公针对受赠人不同特点，给予“私人订制”“量身打造”。对平辈老友多为敬重，对晚辈小友多是奖掖，彰显着宋公的良苦用心。他关爱着他所要关爱的每一个人，关爱着知心朋友，关爱着后学成长。最有意思也最令人艳羡的，莫过他与吕公、袁公之间的金兰之好与笔墨交集。这三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常如影随形，一同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成为省城文化圈的一道风景和美谈。袁公在本次活动感言时披露，他们三人有个小群，依照年龄排序，取各自姓氏的谐音，群名“绿松园”，寓意生命活力、坚忍不拔、傲骨铮铮。2023年9月，绿松园成员约定，每人写一首同名诗，即《三个老头自乐歌》，且每首诗开头一句均为：“三个老头一条船”，结果三人写的异曲同工，却都是那么可爱，由宋公统一抄录，将大雅、大俗、快乐和童心进行到底。

“题事”部分篇幅不多，但为诗人桑恒昌文学馆和作家刘玉堂文学馆题诗意趣盎然。前者云：“桑叶葳蕤 蚕茧丰美 丝绸艳丽 女性妩媚 诗歌风流 一写便醉 百姓安宁 文学万岁”。其中巧妙暗含了桑公之称谓。后者道：“蒙山沂水长 养育刘玉堂 喝点小酒酒 写出大文章”。这将刘玉堂乡土文学的特质概括到家。

“亲情”部分虽放到了最后，却是我最为感动的板块。宋公历经时代沧桑和洗礼，家庭生活却美满幸福，保留着书香人家特有的古风与暖意。宋公与妻子傅定萱可谓是患难夫妻，如果不是1965年成就的婚姻，他一定会倒在1966年的难途上，是家庭挽救了他。

老伴儿不仅是宋公生活上的依靠，也是其写作生涯上的助力者。一般情况下，宋公所撰文章，老伴儿总是第一读者。2003年，宋公出了本自选散文集《一路走来》，出书动议是几个女儿发起的，欲以此为礼物，迎接宋公七十大寿。老伴儿不仅取了书名，还题写了《跋》，其中道：“他和时代，和文字，和我及孩子们一路走来，很辛苦，很勤奋，也很快乐。”因此，宋公认为，有个和睦的家庭，有个同心共命的老伴儿，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抒发亲情的二十四幅墨迹中，其中六幅是写给老伴儿的，二老之间“凤凰于飞，梧桐是依”的美好相处便不难想象了。他写给几个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的墨迹，表达了宋公尽享天伦之乐的美意与满足，及对子孙们的美好期许与祝愿，令观者动容。

如宋公所言：这本书“不为艺术，只为友情亲情，为人生留点情趣，为纷繁的时代留下一抹擦痕。读者笑笑，我心暖暖。”（《宋公题记·编外后记》）

他真是个充满爱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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