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栋丨一座百年纱厂的筚路蓝缕

民国初年，“实业救国”思潮风起云涌，北洋政府借势推波助澜。

彼时，有人提出振兴实业“要道五条”，旨在通过改良行政、调整金融政策、制定特别保护奖励等法律法规，以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在此背景下，许多民族资本拥有者纷纷投资，开办工厂。 

1915年，在前山东实业司司长、后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务总理的潘复，泰武将军、后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及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山东巡按使蔡儒楷等人共同倡议下，济南开始筹办鲁丰纱厂，潘复为筹备主任。企业属官办性质，一半资金的股票由政府官员认购，另一半由省内各县知事责令公款认购，同时劝导商民入股。在全省一百零七个县募股集资四十万元基础上，在京津一带扩大招股，很多当时北洋政府军政要员和知名实业家都成为该厂股东。

鲁丰纱厂始建之初的大门（历史照片）

据1915年《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和1985年编辑的《济南第一棉纺织厂志》记载，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曹锟，曾任山东督军兼民财长、后任摄行大总统周子齐，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不仅有潘复、靳云鹏，还有梁士诒和熊秉三，曾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辫帅”张勋，曾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的田中玉、湖北督军王占元，以及天津实业家庄乐峰和章瑞亭等，都是该厂创办时期的股东。这也开启了官办资本进军近现代工业之先河。

上述股东之间，人脉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微妙，尤其是潘复和靳云鹏。潘复祖籍山东济宁东门大街，靳云鹏是邹县（今济宁邹城）人，两人不仅同乡，还有更深一层关系。潘复的父亲潘洁泉在河南任州官时，潘复在当地出生。那时靳云鹏的母亲在济宁刚生下靳云鹏不久，因家境贫寒，被潘家雇来当了奶妈。靳母便带着靳云鹏到河南潘家住所，同时哺养幼小的靳云鹏和潘复，坊间遂有 “一个妈，奶出俩总理”之说。两人因此结“金兰之好”，也有了后来的合作，以至再后来的貌合神离。

鲁丰纱厂早年间的纺织女工（历史照片）

1913年3月，潘复加入了统一党，任该党山东支部副部长。而名誉部长正是靳云鹏。潘复对靳竭力谄媚，靳也认为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与知己。1914年6月，靳云鹏成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积极支持潘复筹办物品展览会。潘复为报答靳云鹏，利用自己任山东实业司长之便，积极为靳云鹏筹办鲁丰纱厂。

厂区选择在当时尚属济南北郊的林家桥村，周边有小清河、新引河和西泺河等河道，以利汲水与排水。厂区西侧紧靠津浦铁路，货物运输抵济南站、泺口站和胶济铁路北关站都很便捷。

1919年9月，靳云鹏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就在这个月，鲁丰纱厂建成投产运营，权当给靳的荣升送了大礼。直到1930年代初，这个拥有两千余人的工厂，成为济南最大企业。与此同时，潘复、靳云鹏、庄乐峰及其子庄云九等人，还发起创办了山东丰大银行。银行与纱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但字号中却都有个“丰”字，看得出是“近亲”。丰大银行总部位于商埠经三路纬六路，与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一路之隔。

1919年建造的鲁丰纱厂实验室工作间（历史照片）

保留至今的实验室成为配电室（牛国栋摄影）

1920年1月，靳云鹏任命潘复为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从此以后，潘复利用靳云鹏的人脉多方结交，奔走于北洋各派系之间。因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潘复便利这层关系与张作霖交好，张作霖自然对潘复很是赏识。

1921年底，靳云鹏内阁倒台，他移居天津。潘复和靳云鹏在北洋政府的共事就此打住。从此靳云鹏再没有出任政府公职，而潘复却步步高升。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时，委任潘复为督署总参议。1926年，张作霖入京主政，潘复任财政总长。次年，张作霖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交通总长。

1928年初夏，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政府倒台。当年6月，潘复随同张作霖退往关外。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炸毁，张当场死亡，而潘复因随张作霖的首席日籍顾问在天津提前下车，得以幸免。潘复却从此退出政界，到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

1980年代的“一棉”锅炉房建筑还保留着建厂之初的模样（历史照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鲁丰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工商部注册，董事长为潘复，常务董事有庄乐峰、黎元洪长子黎绍基等。由于该厂大股东多是军政要员，不谙商道。潘复便聘请好友庄乐峰之子庄云九担任鲁丰纱厂经理。谁知这位大少爷也不善此道，经营管理无序且混乱。靠最初集资款项苦苦支撑了二十年后，厂子最终难以为继，遂于1936年2月9日宣告破产。

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潘复病逝，无奈之下靳云鹏接替处理后续事务。失业工人不断到山东省国民政府请愿, 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避免事态闹大，便与成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苗杏村沟通，建议其承租鲁丰纱厂。早在1927年，富有战略眼光的苗家看到现代纺织业在济南的发展契机，将目光从最初的粮栈交易转向纺织业，在济南三孔桥附近开办了成通纱厂。此次苗杏村再次出手，购买了鲁丰纱厂全部资产, 使其成为苗家独资企业，改名成大纱厂，苗杏村任董事长, 苗兰亭任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济南，不久遂对成大纱厂实行军管。厂子艰难维持，苗杏村也积愤成疾，1941年12月在济南病故。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成大”实行“中日合办”，与日商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合作经营。

1950年代的国棉一厂大门（历史照片）

抗战胜利后至1954年，该厂一直称“成大”，1955年7月改称国营济南第一棉纺织厂，后来还一度挂起了山东第一棉纺厂的牌子，“一棉”之名在业界不胫而走。

1960年代初，家母由青岛国棉一厂调来济南，起初单位是国棉二厂筹建处，而这个筹建处即设在“一棉”。受“三年自然灾害”拖累，国棉二厂工程中途被迫“下马”，母亲在那段时间被临时安置到济南果品公司，在杆石桥水果店卖起了水果，因距离我家广智院很近，母亲上下班轻松不少。此后不久，母亲又被调入国棉一厂工作，直到退休。我家也于1969年迁居国棉一厂宿舍，住了整十年。

1960年代初国营山东第一棉纺厂大门。同时悬挂着济南第二棉纺厂筹建处和国棉一厂综合大学的牌子（历史照片）

我家先是在厂区西北四宿舍的最后一排平房，也是整个厂区最北端，距小清河仅一二百米，涛声不绝于耳。彼时生活清苦，人口多的两间房，我家只有一间屋，统共十四五个平方。邻里之间，相处融洽。我家东邻是孙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两个女孩生于五十年代，一个叫丽娜，一个叫丽莎，好像苏联小说中常见的名字，后来“反修防修”，姐弟仨的名字合起来读作“红、卫、兵”。他家有个从老家文登来的爷爷，一脸的白胡子茬，胶东口音浓重，难以听懂，平时他在家砸石子，手指上常有受伤后的淤青。

“一棉”的产品商标

西邻是徐大爷家，有四个男孩，生活拮据。徐大娘从家属小工厂下班回到家里，每晚都要再糊火柴盒，好像十几个盒子才卖一分钱。徐大娘待人热情，她家成为我放学后的临时“避风港”，哥四个自然也是我的玩伴。隔一个门的张大娘热情、开朗，还很幽默，常给小孩讲些笑话。她家有姊妹俩，个头高，长得都漂亮，姐姐文静，话语不多，一头齐耳短发。妹妹活泼好动，爱穿红毛衣，一根李铁梅式的麻花辫子长长的，超过了腰。

后来我家又搬迁过两次，从四宿舍，到三宿舍，再到二宿舍，住的都是联排平房，周围也全是一片片藕池。三宿舍的邻居中有位罗叔，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好似瓶子底儿。他在食堂做炊事员，平时说普通话，嗓门挺大，给人盛菜时总带着吆喝声，开朗而豪放。当时感觉厂里的食堂挺大，两面坡顶的厂房模样，进门像一个大车间，一大长溜水泥台子用来放大大小小的菜盆和干粮笸箩。我们最常吃的菜是白菜炖海带、冬瓜炖海带，最想吃的是炸“炉箅子”和炸鱼，尽管炸鱼的面糊大大超过了鱼肉的分量。大人们说，回民食堂里的菜干净又好吃。

国棉一厂职工食堂旧址（牛国栋摄影）

三宿舍邻居还有位冯叔，好像在厂部工作，文质彬彬，会写文章，穿着也板正。他爱人刘姨是厂里的广播员，在电线杆大喇叭里传出她的声音与她平时说话不同，感觉很好听。改革开放后，罗、冯两位叔叔都成为济南市纺织总公司的掌门人。说来也巧，冯叔有个弟弟在青海工作，调回济南后成了我的同事，能写会画，搞摄影。四宿舍邻居张大娘的大女婿姓孙，英俊且干练，后来成为“一棉”副厂长。

老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牛国栋摄影）

那时的大中型企业都是“托拉斯”，后勤服务设施大而全。既有理发店、洗澡堂、副食店、饭店、卫生所（后称医院）、托儿所（后称幼儿园）、礼堂，还有子弟学校，从小学到“带帽”初中。理发店在厂西门桥头边 ，有三四个理发师，黎大爷理发手艺好，注重发型的大人愿意找他理。高个子的是耿师傅，人们私下叫他“耿大个子”，别看他理发手艺一般，只给不太讲究发型的孩子们理，但他有理发师傅的传统手艺“接骨拿环”，孩子们不小心脱臼都要去找他。

国棉一厂幼儿园旧址（牛国栋摄影）

理发店旁的小院子里是被称为“合作社”的小卖部，别看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货架上的商品也稀稀拉拉，孩子们却都愿意去那里，用手里可怜的零花钱买一两五香花生米、一包大米花和几个糖豆，就算开洋荤。生意最好是寒冬腊月，买浏阳花鞭和革命题材的新年画，都要早早去排队，还要拼命去挤，否则很可能买不到。厂卫生所最初在“小楼院”，院子里有高高的水塔，还有幢红瓦圆屋顶的小洋楼，楼前假山上立着凉亭，应为建厂初期“厂级干部”的寓所。

国棉一厂的溴化锂冷却塔（牛国栋摄影）

“一棉”厂子大，职工多，人才也济济。为活跃职工生活，1950年代厂工会就成立了俱乐部，业余文艺骨干有二百余人，有京剧组、话剧组、秧歌队、歌咏队和民乐队。板胡表演者王立峻曾进京表演，受到过周恩来总理接见。四宿舍邻居何叔是厂宣传队的唢呐演奏员，吹得极好，人称“何喇叭”。“文革”中后期，为排练表演“样板戏”，厂里还特意从市艺术团体招录好几名管弦乐器表演者，组建了中西结合的管弦乐队，排演的《红灯记》广受好评。乐队指挥齐传才，在济南工业系统文艺团体中名气不小。

1978年3月，厂西门外的职工礼堂对外开放，成为电影院，有一千四百多个座位，影片放映档期由市电影公司统一安排，公开售票。在济南市民最爱看的《济南日报》报缝中的“电影预告”栏里，终于可以查到“国棉一厂礼堂”的字样，厂内职工为此很是自豪。也是从那时起，男女老幼在学校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成为历史。

国棉一厂礼堂旧址（牛国栋摄影）

1979年，我家搬离厂区后没几年，厂北部又建起新厂房，厂区外的藕池大部分被填平，盖起一幢幢新宿舍楼，厂子似乎又一次兴旺起来。1994年工厂改制为鲁成公司，后来还一度被齐鲁化纤集团兼并。1998年，又一次改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第一棉纺织厂，为响应国家号召“限产压锭”，停止部分生产，生产规模减少一半。2014年，这座在中国纺织道路上艰难前行九十九年的老厂正式宣布破产。

国棉一厂老厂房（牛国栋摄影）

当我再次走进这个厂区时，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老厂区后来成为凤凰山路壹号商城，主营业务为场地租赁，租户中有五金、电气、玻璃、家具等加工制造，以及旧货市场交易。那些锯齿形的原布厂、细纱等车间厂房如今成为防盗门等金属构件的加工厂和仓库。昔日的礼堂成为桌椅板凳的门市和库房。那座有些异国情调的老建筑、我小时候入过“托”的幼儿园，如今为社区医院。厂区南侧带有烟囱的大食堂，如今成为五金加工车间。厂区东侧那座两层高，青砖坡顶配电楼，建厂初期为实验室，也是该厂现存最老的建筑，成为这座百年老厂的历史见证，墙上挂上“济南历史建筑”的标志牌。

在当下“城市更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语境下，小清河畔的这座百年老厂，能否早日走出泥潭、涅槃重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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